一
      结婚前，我和老伴是亲戚。我姐姐是她嫂子，她哥哥是我姐夫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我们很早就认识了。记得17岁那年，我当兵临走前到姐姐家时，她才5岁，扎着两条小辫子，一蹦一蹦的，很惹人喜爱。再次见到她，已经过了10年。
    那是我探亲回家。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，长相不错。她是家里的老小，父母很惯。别人家的女孩都在家种田或是帮着做家务，而她还在念书。那时，她快初中毕业了，话不多，但很有主见。
    回到部队，老想起她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很想写信给她，但又担心吓到她。那个年代很少有青年男女私下通信的。
    还是忍不住写了。
    怕被她回绝，又怕给她造成心理负担，第一次写信，只是简单地问她学习情况和家庭琐事。说实话，当时不曾想到她能回信。即便如此，还是天天盼着。我们连有专人负责收发信件。自从信寄出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和战友一起去拿信。
   她不给我回信，我可以再写信给她。我准备写第二封信的时候，她回信了。那是我的信寄出去的第八天，其实，当时我已经觉得没得指望了。
   信拿在手里，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，又怕战友笑话，装作只是一封普通的信件，趁着大家忙着拿自己的信，悄悄躲到没有人的地方看信。
   回信很简短，只是客气地回应了我。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心里很快活。
    当天我写好了第二封信。寄出之前，特意折了一支桂花枝放在信封里。后来，我听她说，她们学校的门卫一个劲地问她信里究竟放了什么那么香，非要当着面打开。
    连续的书信往来，我知道了原来她也喜欢我。
    为了能跟她在一起，我写信给她父母，说了我们俩的事。还好，她父母对我印象不错，没有反对。那个年代很少有自由恋爱，尤其像我们年龄相差12岁的就更少了。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，他父母还让我找个介绍人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。

二
     1961年，我被调到南京某炮兵团做排长。她刚好高中毕业，跟着一位老中医学中医。我们一直保持通信。
     当年年底，我们正忙着办手续准备领结婚证时，首长突然找到我，要把他在军队医院做护士的小姨子介绍给我。我谢绝了首长的好意。首长嘴上没说什么，但看得出来，他心里不高兴。
     第二年，二弟带着她到部队跟我举行了结婚仪式。她在营队过了两三个月后回了老家。
     知道我结婚，首长很生气，再次找我，让我离婚娶他的小姨子。我不同意，和首长吵了起来。想不到他竟让我离开部队，回农村老家。“回家就回家，但要写个条子给我。”就这样，一气之下，我揣着那位首长写的“回农村种田……”的条子回到了老家。
     晓得我被迫回家的真相后，她很生气，说我不应该赌气放弃前途。她要跟我离婚，让我回部队去。不论我怎么劝、哄，她就是不听。没办法，我只得请岳父母出面。在岳父母开导下，她终于想通了。
    父母除了分给我们两间茅草屋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学过中医，农闲时就看看病，做些家务；农忙时，跟我一起下地锄草、割稻、栽秧……田里的农活她样样拿手，不仅做得快而且做得好，村里没有几个妇女能做得过她。大家都夸我有福气。
    日子虽然苦些，但两个人在一起，勤勤恳恳干活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。
     1969年，老大出生。之前，我们曾有过一男一女，都夭折了。所以这个孩子生下后，我们倍加疼爱，生怕有个闪失。三年后，她又给我生了一个男孩。
三
    老二出生后不久，乡里号召计划生育。我是村里的大队干部，要带头，就跟她商量，我打算去结扎。她不让，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结扎，也是她去。
    第二年春天，老二才半岁，她就结扎了。当时结扎的条件很简陋，根本不讲究，连医院都不用去，几个医生背着医药箱，来到各家家里，拉上窗帘，就做了。
    根据政策，结扎的人可以在家休息20天，照算工分。她这个人闲不住，才好些就做家务了。农历4月，开始农忙了。这时，离她结扎也就两个多月。我让她在家休息，她不听。
    那天，我在家里挑粪，她去田里栽秧。放工了，我在家里一边烧晚饭一边等她。别人都回家了，左等右等等不到人，我准备出门找她，门外有人喊起来：“谢善百，你老婆站在田里不能动，你快去看看。”我随即扔了手里的锅盖，跑到田里。
   她一只脚在田里，一只脚在田埂上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表情非常痛苦。
    我背起她就往卫生院跑，医生看不出病因，叫我送她到大医院。我连夜把她送到姜堰市人民医院。医生说她腿上的“筋”出了问题，需要割开大腿“拨筋”。“拨筋”还是没有用，我又带她到扬州、上海……哪儿说看得好就往哪里去。前前后后花了三年时间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，还是没能看得好。
    最后，上海医院的一个老专家说，她这病是结扎引起的神经麻痹瘫痪，目前还没有办法可以治好，只能回家吃药养着。

四
     她的胳膊、腿伸直了就疼，只能一直蜷着。我给她准备了一张藤椅，垫上东西，她既可以把两条腿蜷在上面，还可以躺着。她的腿每天不停地抖，不多久，腿就从椅子上滑下来，砸下来很疼。我想了一个办法———用东西做成挡板，把藤椅的四周围起来，她的腿就滑不下来了。36年来，她睡坏了6张这样的藤椅。
     不能做事，还整天要人服侍，两个孩子又小，她很着急。我劝她，安慰她，家里有我呢。我在一天，就不会扔下她不管，我会照顾她一辈子。
     她瘫痪的前几年，我确实很苦，很累。每天，既当爹来又当妈，还要到外面做工分。每天起床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先把她安顿好了，然后后面背一个，前面抱一个去上工。中途，还要跑回家几趟，看看她是不是要上厕所什么的。这么多年，她很少因为我回家不及时而尿裤子。
    前段时间，她大姐的重孙子满月。客人多，吃饭时间耽搁了，我回家晚了一些，她实在憋不住尿了裤子。我回到家后，赶紧给她换洗。她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其实，过意不去的是我，如果我再早点回家，她也就不会受罪了。
    除了上工，挣工分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我还要回家做饭，先把两个小的喂好了，再来喂她。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也是让给她和孩子吃。而她见我不吃，也不肯吃，看到我吃了，她才吃。
    一年里，最苦的是夏天，忙完一天的活计，回家还要给她和两个孩子洗澡。怕她的膀子、腿因为缺少运动而萎缩，每天还要给她按摩，很晚才能  睡觉。
   偶尔，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冲她发脾气。但发脾气归发脾气，我从来都不曾有过放弃她的念头。我总觉得是我上辈子欠了她的债。
   村里人看我过得这么辛苦，经常背后议论，认为我这样过下去不是个办法，趁早离了，重找一个。但大家又知道我和她感情好，我这个人脾气又倔、容易发火，所以都不敢当着我的面说。
    别人说别人的，我过我的日子。在我的心里，只要她活着，我每天能看着她，即使我再辛苦也觉得心里踏实。
   为了不让她胡思乱想，我鼓励她继续帮村民看病，她开药方，我去拿药。这样，她既可以打发时间，还找到了精神寄托。
    当时是集体所有制，一起上工一起放工，按工分得粮食。村里知道我家的情况都很照顾我，不让我在地里耗时间，只要我把我的那份农活干完了就可以回家。但是一家四口只靠我一个人挣工分，年底分得的粮食很少。每年过年时，别人家用担子往家挑粮食，而我家只分得一瓢子，最多也就二三斤。
    不是亲戚们帮忙，我们家根本就过不下去。

五
     孩子们逐渐大了，都很懂事，八九岁就能帮着煮饭烧菜、洗衣服了。稍微大一点，放学回来还帮我一起下田干活。我每次做完工回来，吃到孩子们做的热饭热菜，既高兴又心酸。
    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特别好，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几名。大孩子上初二的时候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钱，我不能离开家外出打工，只是靠种几亩田，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，两个孩子的学费一拖再拖。校长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，答应缓缴。可是两个儿子很好强，不愿意我这么辛苦还要为他们的学费发愁，就退学学了手艺，到深圳打工去了。
    他们很争气，在外面干出了点名堂，还取了媳妇回来。当初我家里穷，村上人都说他们将来肯定要打光棍，现在我的两个孙女都上初中了。我的两个媳妇都是学裁剪的，因为手艺好，还到日本工作了三年。回来后，他们分别砌了楼房，还把我和老伴也接到他们的楼房里住。
    回过头看看，我跟老伴已经一起过了46年。前10年，她照顾我；后36年，我照顾她。她瘫痪的36年里，我只有一次因为生病离开她20多天。
    那是她瘫痪的第6个年头。我还是村里大队干部，到公社开会。开会前还跟大伙儿有说有笑的，突然就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。幸亏乡党委书记找人把我送到姜堰市人民医院急救。南京的专家说是因为过度劳累引起的神经功能失调。抢救了八天，我才醒了，第一句就是：“我躺在这里，谁照顾我家里呢。”乡党委书记说已经找人照顾我家里了，让我安心养病。
    近两年，老伴的身体不如从前，经常生病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要靠到跟前才能听到。我年纪也大了，毕竟76岁了，也不如从前。不过，政府每个月给我三百多元，两个媳妇都很孝顺，有什么好菜都会盛些送给我们。现在我每天中午、晚上两顿酒，两天一包烟。知足了。
    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老太婆照顾好。